本方為熱在上焦，肺胃津液耗損，虛火上炎所致之證而設。蓋津傷則陰虛，陰虛則火旺，火旺必上炎，以致肺胃之氣俱逆，於是發生咳喘；更因肺胃津傷，津不上承，故咳而咽喉干燥不利，咯痰不爽。此外，當有口干欲得涼潤，舌紅少苔，脈象虛數等症。本病雖見證於肺，而其源實本於胃。胃陰不足，則肺津不繼。故此時不宜苦寒直折，徒傷胃氣，只宜甘寒清潤之品，而麥冬最為適宜。麥冬長於益胃生津，又能清肺潤肺，“提曳胃家陰精，潤澤心肺，以通脈道，以下逆氣，以除煩熱。”因此，麥冬清潤相合，肺胃同治，恰能切中病機。在仲景運用麥冬的五首方劑中，以本方之麥冬用量最大，多達七升，這也是本方一個顯著的特點。對此，《本草新編》曾有精辟的論述：“但世人不知麥冬之妙用，往往少用之而不能成功為可惜也。不知麥冬必須多用，力量始大。蓋火伏於肺中，爍干內液，不用麥冬之多，則火不能制矣；熱熾於胃中，熬盡其陰，不用麥冬之多，則火不能息矣。”喻嘉言曰：“此方治胃中津液干涸，虛火上炎，治本之良法也。”故筆者以為，本方以“麥門冬”名之，實蘊含著“治病必求於本”之義，體現了仲景立方之旨。
喻嘉言曰：“凡肺病有胃氣則生，無胃氣則死。胃氣者，肺之母氣也……”強調了胃氣的有無對於肺病的轉歸具有重要的意義，故於方中加入人參、大棗、粳米、甘草與麥冬配伍，溫而不燥，以補益脾胃之氣。一者培土以生金，有益於肺之氣陰恢復，所謂虛則補其母也；二者胃中津液無氣不生，益氣健脾以助麥冬滋補胃津。因此，配用甘溫益氣之品，增強脾胃運化功能，有助於轉運和輸布津液，使“脾氣散精，上歸於肺”。
本方的另一個特點，是於大量甘潤之劑中增入辛燥之半夏，看似不相協調，實則卻是仲景善用半夏之功也。在大量麥冬的制約下，半夏溫燥之性被抑而降逆之功猶存，既降肺胃之逆氣，又不致燥傷陰津。如費伯雄所言：“半夏之性，用入溫燥藥中則燥，用入清潤藥中則下氣化痰，胃氣開通，逆火自降，與徒用清寒者真有霄壤之別。”反之，半夏溫散宣通，開胃行津，又可減輕麥冬滋膩之性，使其補而不滯。二藥相合，主從有序，潤燥並用，相反相成，正是本方配伍之精妙所在。
繼《金匮要略》之後，後世醫家又創制了許多名同實異的麥門冬湯。宋代《聖濟總錄》所載三首麥門冬湯，為其中較有代表性者。其一，由麥冬、地骨皮、小麥組成，“治骨蒸肺痿，四肢煩熱，不能食，口干渴”，地骨皮瀉腎中伏火，“解骨蒸肌熱”，麥冬與之相伍，可達潤肺生津，益陰除熱之功，適用於肺腎陰虛之肺痿；其二，麥冬與青蒿、桔梗、甘草組方，“治肺癰涕唾涎沫，吐膿如粥”，青蒿具清透之性，與麥冬相合，清肺潤燥，且能透熱於外，可用於肺癰後期，肺陰耗損，余熱未清之證；其三，麥冬與烏梅合方，酸甘並用以化生陰液，“治消渴，喉干不可忍，飲水不止，腹滿急脹”。以上三方均由《金匮要略》麥門冬湯化裁而來，但主治病證各有側重，名同而實異，拓寬了臨床治療范圍，也是靈活運用仲景組方思想的例證。
南宋《洪氏集驗方》所載瓊玉膏，用於肺陰虧損，虛勞干咳之證。方中重用甘寒之生地為君，滋腎清熱，合白蜜養肺潤燥，使金水相生而肺得濡潤；佐以人參、茯苓益氣健脾，脾旺則肺虛可復；且淡滲之茯苓用於甘寒滋膩之劑中，則補而不滯。可見，瓊玉膏實為《金匮要略》麥門冬湯之變法。
麥門冬湯開辟了甘寒養陰法的先河，對後世溫病治療學的影響極大。諸如沙參麥冬湯之類方劑都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。沙參麥冬湯見於《溫病條辨》，主治“燥傷肺胃陰分，或熱或咳者”。以沙參、玉竹、麥冬潤肺益胃，桑葉、花粉清肺而不傷津，扁豆、甘草健脾以培補後天之本。雖用藥有差異，但其清熱潤燥，益氣生津之法，卻與《金匮要略》麥門冬湯有著密切的傳承關系。
清代一些醫家對麥門冬湯的臨床應用頗有創新。如陳修園以麥門冬湯治療倒經，可謂特識。張錫純《醫學衷中參西錄》中載有加味麥門冬湯一方，用於治療倒經，比之陳氏則又有所發揮。方中用山藥代粳米，以補腎斂沖；加入生杭芍、桃仁、丹參，以開通下行之路，則沖任之血循其道而不上逆。唐容川認為，“沖氣上逆，挾痰血而干肺者”，麥門冬湯“皆能治之。蓋沖脈起於胞中，下通肝腎，實則隸於陽明，以輸陽明之血，下入胞中。陽明之氣順，則沖氣亦順，胞中之血與水，皆返其宅，而不上逆矣……此方是從胃中降沖氣下行，使火不上干之法。”
綜上所述，麥門冬湯因其立法准確，組方嚴謹，藥少立專，故為後世醫家所推崇。掌握其組方配伍特點，靈活應用，觸類旁通，舉一反三，對於識方、用方、制方頗具指導意義。
